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是一个重要的临床问题,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可能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死亡率升高等不良后果
[1-2]。 老年患者
[3]常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加之体力活动减少、肥胖及年龄≥75岁等因素,会明显增加Caprini评分,进而增加VTE发生风险
[4];在此基础上,骨折后长期卧床、手术创伤、术中失血及体液丢失、术后饮食摄入不足,以及衰弱状态,进一步增加静脉血栓风险。研究显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症状性VTE发生率约为2.2%
[5],其中85%的事件发生在骨折后5周内。在未采取预防措施的骨科患者中,接受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总体DVT发生率>40%,近端DVT发生率≥15%,致命性PE发生率≥1%
[6]。即便在接受血栓预防治疗1个月的患者中,VTE的发生率在术后3个月仍约为4.7%,风险仍然存在
[7]。
因此,准确预测VTE的发生,及时识别高凝状态或血栓前状态,对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传统方法如Wells评分和D-二聚体检测
[8]在预测VTE风险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9] 。D-二聚体水平可能因年龄、妊娠、感染、炎症、手术等多种因素而升高,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临床上无明确的血栓栓塞证据,可能不需要抗凝治疗
[10] 。为此,学者们持续探索新型生物标志物,以期提高D-二聚体在VTE诊断中的特异度与临床应用价值。近年来,血栓调节蛋白(thrombomodulin,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hrombin-antithrombin complex, TAT)、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复合物(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inhibitor complex,t-PAIC)及纤溶酶-α2-抗纤溶酶复合物(plasmin-α2 plasmin inhibitor complex,PIC)等新型血栓标志物,在预测老年髋部骨折VTE风险方面展现出潜在的应用价值
[11-12],以期为进一步探索TAT、PIC在D-二聚体诊断下肢静脉血栓的诊断价值增量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一般资料
选取2024年7月—2025年7月在华北医疗健康集团峰峰总医院确诊为髋部骨折并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回顾性研究队列。根据术后住院期间是否发生下肢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将患者分为VTE组(n=92)与非VTE组(n=424)。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号:2025B11),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纳入标准:①经骨盆X线平片或髋部CT检查确诊为髋部骨折,并于入院后接受手术治疗;②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或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PFNA)内固定治疗;③年龄≥70岁,且临床及随访资料完整;④围手术期生命体征平稳,手术过程顺利。
(2)排除标准:①合并晚期恶性肿瘤;②心功能分级Ⅲ~Ⅳ级(NYHA分级)的严重的心力衰竭;③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抗磷脂抗体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及遗传性易栓症;④肾病综合征;⑤合并偏瘫或其他严重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
2 研究方法
2.1 临床资料收集
回顾性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围手术期临床数据,包括:①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②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③疾病与手术相关指标:骨折分型(AO/OTA分型)、受伤至手术时间、手术时长;④Caprini评分:采用 Caprini 风险评估量表
[13]分别计算手术日发生 DVT 患者和未发生 DVT 患者在急诊入院时的评分;⑤术后监测:术后第3天实验室相关指标[血红蛋白(hemoglobin,Hb)、白蛋白(serum albumin)、TAT、TM、t-PAIC、PIC];术后第7天进行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
2.2 实验室指标检测
(1)血常规测定:术后第3天空腹采集静脉血3 mL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EDTA-K2)抗凝管中,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希斯美康xn-2000,日本希森美康株式会社;配套试剂批号:20240326)检测血红蛋白(hemoglobin, Hb)。
(2)C反应蛋白(CRP)测定:术后第3天空腹静脉血2 mL,3 000 r/min离心10 min后分离血清,采用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UPT-3A,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配套上转发光法试剂盒(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240603)定量检测血清CRP水平。
(3)血沉测定:术后第3天空腹静脉血2 mL,动态血沉压积测试仪测定(赛科希德SD-100)。
(4)白蛋白测定:术后第3天空腹静脉血3 mL,3 000 r/min离心10 min后分离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7600)溴甲酚绿法检测血清白蛋白水平(试剂盒购于河北艾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20240503)。
(5)血栓分子标志物测定:术后第3天空腹静脉血3 mL,3 000 r/min离心10 min后分离血浆,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Shine i2900,试剂购于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试剂批号:20240516)检测。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M(P25, P75)]表示(M为中位数,P25为第25百分位数即下四分位数,P75为第75百分位数为上四分位数),采用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表示,即n(%)。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统计量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进行诊断效能评估。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如
表1所示,性别占比、年龄、体重指数、吸烟比例、高血压病占比、糖尿病占比、冠心病占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占比、白细胞计数、贫血发生率、血浆白蛋白水平、ASA≥Ⅲ占比、术中输血占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VT 组手术时间为(70.75±20.31)分,长于非 DVT组的(65.22±15.3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DVT 组Caprini评分为(12.23±1.88)分,高于非 DVT组的(11.29±1.5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2 两组患者凝血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凝血指标比较如
表2所示,APTT、PT、FIB、tPAIC、sTM、PIC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VT 组D-二聚体、TAT高于非 DV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表明,TAT、Caprini评分、D-二聚体和手术时间在DVT患者和非DVT患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将这些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此外,结合既往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将FIB、PIC也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AT、PIC、D-二聚体、Caprini评分是老年髋部骨折后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图1、
表3)。
4 讨论
血栓分子标志物在骨科创伤患者的凝血功能监测中具有重要价值。马海梅等
[14]研究发现,骨折创伤后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显著升高,提示机体凝血系统被激活并处于高凝状态,预示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发生风险增加。孟英等
[15]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创伤骨科患者术后3~4 d存在显著的凝血及纤溶系统活化;虽然该研究认为TAT受抗凝药物影响较大,限制了其作为单一诊断指标的应用价值,但血栓调节蛋白(TM)、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复合物(t-PAIC)、纤溶酶-α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及D-二聚体的动态变化对术后VTE具有良好的辅助诊断效能。文梦等
[16]通过对下肢骨折术后患者的队列研究也发现,TAT、PIC及t-PAIC不仅有助于早期识别DVT,还可用于评估抗凝治疗的反应性。王振群等
[17]证实D-Dimer、PIC联合Caprini评分是创伤性下肢骨折术前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可有效构建风险预测模型。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支持血栓分子标志物在预测血栓风险、监测病程演变及评估抗凝疗效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前景。尽管关于TAT的临床意义尚存争议,但从凝血-纤溶级联反应的病理生理机制分析,TAT升高直接反映了凝血酶的大量生成,往往提示微血栓已形成或高凝状态已达分子水平,此时虽未必能通过超声检测到“成形”的大块血栓,但已处于VTE防治的关键窗口期
[18]。同时,D-Dimer与PIC作为继发性纤溶激活的标志物,其升高必然晚于凝血系统的启动(TAT升高)。临床实践中常可观察到,在VTE发生发展过程中,PIC与D-Dimer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而联合TAT的动态演变,则能更精准地描绘“高凝-血栓-纤溶”的全过程。虽然不同研究的采血时间点各异(涵盖术前基线
[14,19-20]、术后8 h急性期及术后1~7 d恢复期),但结论均指向标志物水平与血栓形成显著相关。因此,实施动态监测策略至关重要:初期旨在评估血栓风险及确认抗凝药物起效;中期用于评估抗凝强度是否达标;远期则为个体化调整抗凝疗程提供客观依据。
基于Caprini评分,外科及住院患者的VTE发生率随评分升高呈指数增长,据此进行风险分层指导预防,是实现个体化医疗的重要手段。血栓预防的前提是保障安全,绝不能忽视对出血风险的独立评估。鉴于Caprini量表特异性相对较低,可能高估部分患者的血栓风险,临床中需结合实验室指标(如D-二聚体、TAT)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本研究数据显示,DVT组Caprini评分为(12.23±1.88)分,高于非DVT组的(11.29±1.52)分。研究发现,血栓分子标志物联合Caprini评分后,模型敏感度为0.789(78.9%),提示阳性识别能力较强,漏诊风险较低;但特异性仅为0.545(54.5%),提示阴性排除能力较弱,误诊风险较高。整体而言,该联合预测因子的优势在于减少漏诊,但需注意误诊率偏高的局限,临床应用时应结合场景需求审慎评估其适用性。
文献[
12,
17,
21]研究指出,髋部骨折、Caprini评分及t-PAIC、PIC、sTM、TAT和D-二聚体均为创伤性下肢骨折发生DVT的危险因素,且上述指标联合诊断DVT的AUC达0.951。多因素分析证实,TAT、PIC、D-D及Caprini评分均与VTE发生存在显著关联(
P均<0.05),且呈正向关联(OR均>1),提示这4项指标水平升高可能增加因变量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相较于单一风险因子,基于上述因子计算的联合预测因子展现出更优的预测能力,这与既往研究
[12,17,21]关于多因素联合预测效果更好的结论一致。
虽然本次研究未发现FIB、手术时间与血栓风险存在显著统计学关联,但FIB的
P接近0.05,提示二者可能存在“边缘显著”关联
[22]。结合葛永军等
[23]、闫洪亮等
[24]的研究结果(均证实FIB升高与骨折患者血栓形成存在关联),其临床意义仍需结合样本量进一步判断。
本次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调查,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此外,研究对象局限于单一医院机构,缺乏远期随访数据,无法评估出院后的远期疗效;同时,研究未能完全控制患者认知水平、日常生活能力等潜在的混杂因素,可能导致一定的选择偏倚。
5 结论
在调整已经确定与静脉血栓相关指标如D-二聚体、Caprini评分后,TAT、PIC依然具有独立预测下肢静脉血栓的价值,并且与经典指标组合为联合预测因子更具有诊断价值。